NO.264 ， 凯风自南/文
校/一条人文主义狗 画/捕风者 图/地缘谷
8月8日，西安市中心的明代秦王府城墙部分墙体发生了坍塌事故，造成了部分群众受伤与财产受损。据有关部门调查，这部分王府墙体的坍塌是近日以来的强降水所致。坍塌的西安城墙或许只是一堆无言的土石，但落在我们心中的确是来自亘古的回响。那个我们为之魂牵梦绕的年代就埋在这片土地之下，那里有秦砖汉瓦，那里有大唐光耀，那里也叫做长安。
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中曾言：“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这句话几乎贯穿了中国 历史 的大部分时段。从西北统一中国——这一 历史 惯性通过周秦汉唐的兴盛与长安城 十三朝帝都 的繁华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了世人面前。
那么，我们曾经魂牵梦绕的长安城，这个统一中国的起点西北圣地，为何会逐渐 走出 历史 舞台的中心 ，变成我们熟悉而陌生的西安呢？
西安位于关中平原中部，是八百里秦川的核心。关中平原一般为秦岭以北，西起宝鸡，东至潼关的渭河冲积平原地带，东西约360公里。在成都平原被称为所谓“ 天府之国 ”以前，关中才是真正的“金城千里，天府之国”。
“天府”便是指关中平原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为天子府库之意。关中平原堆积着由渭河冲击而成深厚沃土，再加之泾河、渭河等河流的灌溉之源，在中国传统的农本 社会 中 极尽地利之势 。直至明清时期，关中平原都流行着“姑娘不外嫁”的习俗。
“金城”便是指关中地区的地形险要，固若金汤。关中平原的地形被地貌学家称为“地堑”，即两侧被高角度断层围限，中间下降的槽形断块结构。关中平原南有秦岭，北部则为黄土丘陵山地，中间低、四周高的地形不仅使包围在山地中的八百里秦川成为“ 四塞之国 ”，而平原与山地结合之处的山间谷地便自然成为了冷兵器时代的险要关隘，并凭借如此地形构成“ 形胜之区 ”。尤其是东方控扼黄河和崤山之间的函谷关，为关中平原塑造了“被山带河”的绝佳战略位置。在中国古代的地缘战略语境中，案关中之地，便可以“ 搤 天下之亢而 拊 其背 ”，立于进退自如的不败之地。
长安的兴起与繁荣，是以整个关中平原为背书，也是中国古代 历史 早期东西方向 地缘力量角逐 的产物。
秦孝公十三年（前349），一心变法图强的秦国统治集团自徙都咸阳（今咸阳市渭城区窑店镇，隔渭河与南岸西安市相望）。此后的秦王朝便以此为起点，统御八百里秦川，奋六世余烈东出崤函之固而统一六合。
秦末战乱中，咸阳城屡遭兵焚，汉朝便在秦都咸阳以东长安乡一带的故秦兴乐宫的基础上修建新城，改兴乐宫为长乐宫，在长乐宫以西建未央宫。该区域位在渭水南岸，阿房宫北侧，这里便是后世长安城的起点。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二月，刘邦正式迁都于此，因地处长安乡，故名长安城，取意“ 长治久安 ”。
秦汉时期，以关中为核心的西北地区具有绝佳的政治地位、经济实力与军事优势。立足西北的政权可以据崤函之固，以河为塞，立于“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的不败之地，也可以利用当 时尚 未被破坏的黄土高原上茂密的树木资源与肥沃的关中平原土壤作为经济后盾，同时有来自陇西与凉州的优质战马与自古出产良将的“六郡”为军事依托。综上所述，西北着实具有了 以一隅之地抗击天下 的实力，而长安作为西北的中心，则是当仁不让的权力核心。
公元6-8世纪，隋唐长安城的迁址重建（汉长安城东南新建大兴城）与关中经济的恢复，一定程度上让关中与长安重拾了曾经的辉煌，唐代长安城（玄宗时期的京兆府）一度成为 国际性大都市 ，在中世纪的欧亚大陆上光彩夺目， 一时无二 。
然而，在光鲜的外表下，日益削减的植被与频发的旱灾已经抽空了关中的家底。本就脆弱的生态环境已经无法承载大唐荣耀下关中不断增殖的人口，连关中地区的粮食也极大程度上依赖于江淮地区通过京杭大运河的补给。
公元904年，朱温一把火烧尽了长安城，唐昭宗在胁迫之下，迁都到了百废待兴的洛阳，“长安自此遂成丘墟矣”。就这样，本身以帝王大业长治久安为名的帝都终究丧失了自己的赖以为名的根基，终于让关中在经济与环境上的衰落演变为了 政治地位的没落 。
唐朝灭亡之后，后梁的节度使韩建放弃了长安的破败不堪的外廓城与宫城，将原来的皇城作为新城。长安城开始仅仅以军镇建制规模继续存在。终宋金元三朝，尽管长安依旧保有京兆府的尊荣，但实际上仅仅是 州府规模 。
最后“废黜”长安之名的是朱元璋所建立的大明王朝。明洪武二年（1369年）三月，曾率军直捣元大都的徐达占领当时作为元朝陕西行省奉元路首府的长安。
此时的中国已经完成了 经济重心的南移 ，东南一隅已经成为了国家财税的主要来源。而反观当时明朝的西北边疆较汉唐时期已经大幅度萎缩，河西之地回汉杂居，嘉峪关外几无汉家人烟，关中长城以北更是直面北元的军事压力。曾经的西部核心关中平原不仅丧失了旧时优越的自然资源，更丧失了西北两面的地理屏障，成为了直面戎狄的 边疆之地 ，毫无战略缓冲地带可言。
此时的西北已经完全从政治经济中心变为了单纯的边塞防御区（明朝九边防御体系中，就有延绥镇、宁夏镇、固原镇、甘肃镇四镇位于关中附近）。为了便于军事防守，在攻占西安不久后，明廷便改奉元路为西安府，这便是西安得名的开始，取义简单明确，即是 永葆大明西疆安定之地 。这一命名不仅体现了明代对就时长安城市功能的定位转化，更体现出明朝在战略大局上对西部边陲的战略目标：缓开拓，保安定。即全力用兵北方蒙古高原，维系事关王朝生死的北方边境，而在西方则相对保守趋稳。
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封次子朱樉为秦王，西安府城变成为了这位纨绔王爷的王城。这一封王决定是朱元璋的长远考虑，他在秦王就藩时曾言：“西至于凉州，北至于宁夏，南至于河州，民未休息，予甚悯焉。”也正是因为对西北方面稳定的重视，他才会将皇太子之外的二皇子分封于此。
为了稳定西北边疆并提升城市等次，西安府城在韩建所修新城的基础上继续增筑，于东、北面略有扩展，逐渐形成了现今的西安城墙。随后，明政府又在东北隅开始营建秦王府，作为嵌套于西安府城之中的城中之城。
清代，西安城内设置依旧，却是在城东北修建了一座八旗武装的驻防城，同时在城东南修建了汉军驻防城，以及增加了钟楼西南的总督布院署。
无论是在明朝“九边”体制下的西北军镇要塞，还是在大清与准噶尔百年战争下的后方战略枢纽，西安府城的地位都与当年繁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安 再无关联 。褪去汉唐繁华的长安，仅仅剩下了西北边疆的 军武底色 。
其实，长安之名在明清之际并未消失。尽管明清两代都习惯称原来的长安为西安府。
但是实际上，西安府附郭县为长安咸宁二县。长安在唐代是京兆府长安县，历来文献皆以第一附郭县代指城名，后世也一直沿袭。作为西安府城的“长安城”，依旧保持着“长安”之名，并一直归属于西安府下的长安县管辖。由此可知，虽然“长安”不再是都国之称，却一直保留在县一级的政治区划中，“长安”之名 并未废除 ，并且一直保存至近代。
直至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当时的陕西省政府议决将省府所在的“长安城”从“长安县”行政管辖中剥离出来，并独立设置“西安市”作为省政府驻地。民国36年（1947年）8月1日，西安市升格为国民政府 行政院直辖市 ，为全国12个院辖市之一。至此，以“长安”之名延续数千年的古都才 真正完成了名号的更迭 。
建国之后，西安市调整行政区划，于1954年划定城市九辖区：新城区、碑林区、莲湖区、长乐区、雁塔区、阿房区、未央区、草滩区、灞桥区。当时的“长安”之名仅仅为当时市区西南方向的长安县所有，其辖境与长安古城已名不符实。四年之后（1958）年，包括长安、蓝田、临潼、鄠县在内的原郊县方才划归西安市（2002年撤销长安县、设立长安区）。可以说，古长安的名号虽然保留在今日西安的行政区域之中，但是已与旧时的长安古都地域 完全不同 。
所谓“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从风雅内涵、文学美感亦或者是 历史 底蕴上来说，“西安”都是比不上“长安”的，所以民间将“西安”改回为“长安”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每当网络论坛之上提及“ 改名最失败 ”的城市，西安必定是榜首，是遗憾之中的遗憾。
然而，从现阶段来看，从西安改名长安的可能性与必要性着实微乎其微。首先，因为我国当前的地名变更，必须遵循上下级异名的原则，县级以上（市辖区除外）行政区划名称要避免重名、同音（甚至谐音）。如果将西安改名长安，则必然会与已经存在的长安区 产生冲突 ，造成行政区划建制上的紊乱。
更为重要的是，像西安这种国内外知名的重要城市改名的举措，还需要省市及以上各级行政机关的认可，以及 社会 各界的认同与权力推动。但是从现实层面上看，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对于西安改名长安并没有进行实际意义上的呼吁和推动。
另外，变更行政区划势必带来巨大的行政成本与难以估量的各种配套更名工作，从各级政府印章文件到身份信息的变更都将 非常繁冗 。以如此规模的行政工作量来迎合部分人的 历史 忧思与惆怅怀古之感，显然缺乏必要性。
从长安到西安的转变，不单单是名号的更迭，更隐藏了中国 历史 的 重要分水岭 。从周秦到汉唐，是长安的崛起与繁华，以关中平原为核心的西北中国主导了中国近两千年的 历史 发展，从西北统一中国的 历史 主线更是紧扣在长安的脉搏之上。从宋元到明清，是西安的黯淡与平静，曾经荣耀的关中平原因为经济文化与自然资源的衰落而成为了边隅之地，从站在舞台中央的主角转变为持干戈以卫边疆的战士。
当我们重游这古老的土地，重温这繁华过后的苍凉 历史 ，总会想起郑钧在《长安长安》中的呐喊：
生命没有了灵魂他还在，灵魂渐远去我歌声依然。
一路西行一路唱，唱尽了心中的悲凉。
我生来忧伤，但你让我坚强。
长安，长安，
遥望着残缺昨日的城楼
吼一句秦腔你热泪纵横
作者 l 凯风自南 魏晋南北朝史 英法德东欧中亚 蒙古爱好者
参考资料 l 史记 . 司马迁；汉书 . 班固；旧唐书 . 刘昫；宋史 . 脱脱；明太祖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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