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钱庄和票号是怎么来的?
钱庄和票号,是在明清时期出现的。它俩虽然长得比较像,但并不是一码事。
钱庄,在北方又称之为银号,起源于银钱兑换业务。明代中叶,币制混乱,人们需要将市场上各种杂乱的钱币兑换为官府发行的制钱,用以交易和流通,这便诞生了钱庄。后来,钱庄业务不断扩大,除了货币兑换、倾熔银锭、金银买卖,还经营信用放贷,银票、钱票、会票发行,汇兑存款等等,功能多样,势力极为庞大。
票号,又称票庄、汇票庄,因为经营者绝大部分是山西人,所以又称山西票庄。它起源于银两的异地汇兑业务。晚清之时,地区间的贸易不断发展,而人们随身携带银两多有不便,于是票号便应运而生。人们只要将银两寄存到甲地票号中,到了乙地,便可以凭票去分号中将银两兑换出来,这样一下子省了好多事儿。后来,票号兼营抵押放贷,银票、钱票发行,定活存款,货币兑换和金银受托保管业务等等,也成了综合性的机构。
钱庄和票号在清代中晚期盛极一时,诸如日升昌、蔚泰厚、三晋源以及胡雪岩所经营的阜康钱庄,莫不是长袖善舞,执一时经济之牛耳。只是无一例外,它们最终都走向了败亡,没来得及蜕变为现代意义上的银行。1940年,最后两家票号被改为钱庄,而到了上世纪50年代的改造中,钱庄彻底被现代银行所取代,就此在历史舞台上消失了。
二、大清首富胡雪岩的阜康钱庄
说到钱庄,不能不提到清末“红顶商人”胡雪岩所经营的阜康钱庄。
胡雪岩早年在杭州于姓钱庄当学徒,因为聪明、勤奋、会为人,掌柜无后,就把钱庄传给了他。他在此基础上开了自家的钱庄,这就是阜康钱庄。
还在当学徒期间,胡雪岩挪用钱庄的银子,帮助了落魄的王有龄,后来王有龄飞黄腾达,当上了浙江巡抚,胡雪岩在他的关照下,很快成了杭州数一数二的商绅。王有龄死后,左宗棠继任浙江巡抚,对胡雪岩更是赏识有加。随着左宗棠的一路升迁,胡雪岩的生意也是越做越大,得以操纵江浙商业,专营丝、茶出口,并垄断金融。后来,胡雪岩因为帮助左宗棠收复新疆有功,被慈禧赐穿黄马褂,成了从二品的大员,这份待遇,在古代商人中可谓是绝无仅有的。
至同治十一年(1872年),阜康钱庄支店达20多处,布及大江南北。资金量2000万余两,田地万余亩。
这样的好光景却没有维持多久。胡雪岩在和洋商的生丝大战中败下阵来,花重金囤积生丝,被李鸿章算计,阜康钱庄面临资金链断裂,李鸿章手下盛宣怀(近代著名企业家)放风造谣,引来阜康钱庄的挤兑风潮,最终钱庄破产倒闭,胡雪岩变得一贫如洗。
钱庄的经营管理模式,和现代银行也是格格不入的。它没有有限责任的概念,以钱庄所有者的全部身家为依托,因而抗风险能力极差。一旦钱庄所有者本人出了问题,钱庄也就不再可能存活下去。所以胡雪岩倒了之后,阜康钱庄自然也没能延续下来。
(平遥日升昌旧址)
三、山西日升昌的兴衰
去过山西平遥古城的人,有一个景点那是必去的,就是“日升昌”旧址。
清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山西平遥人雷履泰,出资创办了日升昌票号,这便是中国最早的票号,后来也成了规模最大、最具代表性的票号。
雷履泰作为票号创始人,担任了日升昌的大掌柜。他极具经营头脑,将票号的生意做得极大。在其鼎盛时,分号遍及全国35个大中城市,业务远至欧美、东南亚一带。以至于皇帝金口玉言,称他们是“汇通天下”,这四个字,成了他们的金字招牌。
日升昌极其重视诚信,在其经营历史当中,从未出现过一起冒领、冒兑的事件,也从未出现过拒不兑付的情况。据说有位寡妇,拿着死去的丈夫三十年前的票据去兑换银子,本来以为票号会不认账的,结果掌柜的一核对,票据没问题,当场就将五千两银子兑现给寡妇了。这说明其信誉真真是极好的。
在90多年的经营当中,日升昌一共创造出了1500万两白银的利润,大约相当于100多亿人民币。
辛亥革命之后,1914年农历九月,曾经?@赫一时的日升昌忽然宣布倒闭。从富可敌国,到突然倒闭,这中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
票号的发展过程中,离不开“官本位”的影响,可以说成也“官方”,败也“官方”。受太平天国影响,南北商路阻断,朝廷被迫将汇兑京饷和协饷的重任先后交付给了票号。从此,票号的命运就和清政府紧紧绑在了一起。到光绪年间,包括日升昌在内的山西票号,其主要业务都是官方的金融事务。随着清王朝的衰微,票号自然也就出现了危机。清王朝灭亡时,欠各票号700多万两白银,无法收回,仅此一端,影响就十分巨大。
动荡的局势,也对票号造成了冲击。日升昌虽然总部在山西,业务重心却在南方,南方战乱频仍,票号的银子经常被散兵游勇打劫。加上各省官钱局滥发纸币,票号为维持信誉,收进来大量纸币,这些纸币一再贬值,票号损失巨大。
票号本来也是有机会向现代银行转轨的,不过精明的晋商却没有把握住这次机会。
鸦片战争后,外资银行在内地的发展顺风顺水。清政府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提出设立大清银行,要求票号出钱出人,结果被拒绝,之后又提出由政府出资金,由票号出人,还是被拒绝。大清银行成立之后,政府曾找山西票号入股,再遭拒绝。大清银行成立以后,自然而然地垄断了几乎全部官银汇兑业务,这对于山西票号几乎是致命的打击。
晋商拒绝的理由其实很简单,就是怕“外人”和“外资”插手票号。这是由票号的家族性质决定的,在票号的掌权人看来,票号就是他们的家族产业,是不容许外人染指的。他们压根就没有现代化公司经营的理念,眼光的局限性导致他们的短视,让他们淹没在大时代的潮水之下。
(大清时的上海外滩)
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上海第一家外资银行英商丽如银行成立。到1949年,英、法、德、俄、日、美、比、荷、意、挪等10国61家银行(包括中外合资银行)在上海设立过机构。
说起来,我们在钱庄和票号身上,也隐约看到了银行的影子。但是由于它们受限于古代官商不分的社会环境,受限于小农意识和家族私产的观念,受限于动荡变乱的时局,加上管理制度的低效和老化,以及领导层的短视等等原因,最终也没能蜕变为现代意义上的银行,这不能不说是时代的必然,也是时代的遗憾。
不过回过头去,我们还是要敬佩老祖宗们的智慧,在封闭的、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传统社会中,也能把金融玩得那么溜,已经很是不简单。
(图片来自网络)
2017/8/3